《越南的罷工、 工會和勞工保障──對中國的啟示》

csc3《越南的罷工、 工會和勞工保障──對中國的啟示》 

蕭裕均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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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此文內容撮於蕭裕均博士於2014年9月11日於中山大學舉辦的勞工沙龍中的演講內容]
在過去十年,除了研究中國勞工外,越南勞工也是我另一個研究的重要領域。對我來說,把中國和越南這兩個都曾有過社會主義年代的國家的勞工問題一併來作比較研究,總是能令我們看到只是研究中國勞工所看不到的東西。

但我得要說,相較中國勞工研究,越南的勞工研究可說是還是起步階段。全世界,研究越南勞工的國際學者,相信也不超過二十人。但與此同時,少人研究越南勞工,並不等於越南的勞工問題不重要。相反地​​,在過去十年,越南的罷工問題,可說是在發展中國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算連擁有世界工廠之稱的中國,也要比下去。

在此文章第一部分,我會嘗試為大家介紹我對越南勞工的一些研究。重點會放在過去十年越南勞工罷工的模式、工會和越南政府的反應,以及引發這些罷工的背後原因,並會與中國的情況作比較。在我為大家介紹了越南的情況後,我在第二部分會把焦點放回中國勞工上,嘗試分析現時中國的相關情況。

一、 越南的罷工模式

首先,我們先從數字上了解過去十多年越南罷工的情況。根據我和澳洲悉尼科技大學陳佩華教授的研究,越南在2006年開始進入所謂的「罷工潮」的時期。雖然在2006至2013年,全國的罷工數字都有升跌,但相較2005年之前每年只有少於200宗罷工的情況,已可說是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而我們從下圖可以看出:越南均在2008年及2011年錄得十分高的罷工數字,分別為全年762宗及857 宗。雖然在2011年後,越南的全國罷工數字有所回落,但依然維持每年350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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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談談越南的罷工模式。而我會從它們的規模、形式、訴求和政府處理罷工的手法方面逐一探討:

規模方面,越南多數罷工都是所謂的「全廠罷工」,動輒1,000至20,000人以上不等;相反,大多數中國的罷工都是零星落散的,雖然近來在中國的罷工的人數也有上升的趨勢,人數還是較越南少。

形式方面,雖然越南罷工人數很多,但罷工期間越南工人大多只會和平地在工廠門口聚集,等待資方回复他們的訴求,鮮有出現騷動和暴力事件;然而,中國工人在罷工期間經常會走上街頭到當地政府部門示威,要求政府介入事件。

訴求方面,越南工人的訴求多較中國工人進取,不單只要求加薪,有時更要求資方為他們制定與資歷相符的工資增薪制度;相反,中國工人的訴求多是與工資有關,其原因不外乎是工廠老闆拖欠工資,就是未遵照勞動法來支薪。

政府處理罷工手法方面,可以說,越南政府不單容忍和容許罷工,更同情和體諒罷工工人。我們很少聽聞越南政府會派警察來驅散和鎮壓罷工工人;相反,中國政府處理罷工的手法一向強硬,從不同情工人,地方政府動用武警驅趕和毆打工人司空見慣。 2010年5月的佛山南海本田汽車工人罷工期間,就發生官方工會拳打工人而在場公安就手旁觀的事件。

二、成因:越南人民生活每況愈下

那麼,為什麼越南會在2006年後出現這麼多罷工?

自2006年起,越南不斷受到國內通脹高企、人民生活質素下滑與大量罷工三大問題困擾。雖然越南政府藉不同的宏觀調控手段來打擊通脹,但這些手段都不奏效。高通脹對越南普羅巿民來說,最直接感受到的是食品價格。

2011年底我在胡志明巿研究期間,短短一個月,便目睹當地餐廳每星期都要調整價格,更改次數多得連印製新餐牌的時間也沒有,只好在餐牌上不斷用貼紙來標示新價格。假若越南工人的工資能追上通脹問題也不大,但是在利用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的大前提下,越南政府依然把最低工資水平定得十分低。

據我於2010年在胡志明巿對外資工廠的工人進行問卷調查,發現工人普遍認為一個月需要約170美元方能維持基本生活開支。然而,當年越南政府所定的最低工資只有58美元,僅為工人基本生活開支的三分之一。

外資工廠也沒有給予當地工人可維生的工資;工人的平均每月工資亦只有118美元。低工資和高通脹,令工人因營養不良而入院的報導不時傳出。至2011年,就連越南官方工會也看不過眼,怒斥外資企業老闆「給予(越南)工人工資過低,以致工人不能補充體力和維持健康」。

可惜,這情況並沒有太大改善,故在過去8年,越南外資工廠的罷工數字,有大約四成罷工發生在台資工廠,是所有外資工廠之冠。其中,一間名為Hue Phong的台資鞋廠最為突出,過去8年,該廠每隔三、四年便會出現一次大型罷工。該廠管理層多次違反對工人增加工資的承諾;2008年該廠的一次罷工,更成為越南經濟改革以來最長的一次罷工,歷時足足25日。事實上,我訪問的工人中,超過九成六有至少一次罷工經驗,約一半有兩次罷工經驗,有三次罷工經驗的工人也有一成,可見對台商的不滿及反抗非一日之寒,而是多年以來積怨得來的階級矛盾。

三、罷工數字回落:宏觀調控、修改勞動法、實驗集體談判

那麼,你可能會問,為什麼越南的罷工數字在2012及2013年有所回落?

其實,在經歷2008年有史以來最多的罷工數字後,越南政府在宏觀的經濟 、勞動法,以及在工人的集體談判上下了不少功夫,來減少罷工的出現。

首先,在2011年後,越南政府十分積極的進行宏觀調控,極力把2011年18.7%的通脹降低至2012年的9.1%及2013年的6.6%。可以說,這大大減低了越南工人因為糊口不足而罷工的誘因。

另外,越南政府亦在2012年修改了勞動法,堵塞了一些剝削工人的漏洞。根據我對越南2012年前的勞動法的研究,工人的每月最高加班工時並未受規管,故引致工人很多時在趕貨的月份中,往往會被工廠老闆強迫加班,而且加班時數可以超過每天12小時。但在新的勞動法中,這個漏洞已被堵塞,明確訂明一個月最高加班工時不得超過30小時。

此外,越南政府也有見罷工的情況,在越南的一些工廠內找試點來實驗「集體談判」,嘗試從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勞資關係上沖突。根據美國加州大學柏克來分校勞工中心的Katie Quan指出,當她觀察在越南一些試點工廠實驗集體談判時,她能看到當地的工會幹部都十分投入地參與,而且工會幹部都會有很強烈需要代表其工廠工人來與資方在工資上作出談判1。

四、對中國的啟示

那麼,在了解越南的情況後,對中國工人的罷工情況有有何啟示呢?

相較過去幾年,今年中國的罷工情況十分值得我們去注意。 2014年前,中國的野貓式罷工無論在官方公佈的人數,次數及要求上都相較越南的少很多。但今年4月在台資鞋廠裕元歷時兩星期的罷工,就有48000千名工人參與罷工。這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最大型的外資企業罷工事件,與在越南過去幾年的罷工模式都很相似。

與此同時,該次在裕元的罷工,工人的要求不是一貫以來的向資方討薪,而是要求資方增加工人社保的比例。這樣非向資方討薪的要求也在其它案例中看到。今年早前在其中一間要關閉的沃爾瑪店中,工人要求高於勞動法規定的賠償方案。這些案例的特點在於中國工人已不再只是要求法律規定的最低水平。這些案例都可說是中國工人在意識上已比幾年前只爭取法律規定的工資和權利上漲了很多。

在說中國工人的權利意識增加了很多,很多人便會想到這些意識較高的工人應該是屬於所謂的八零後的「新生代農民工」。很多學者都說由於這些八零後的民工,他們有著與他們上一代不同的成長背景、工作期望和生活態度,故他們的權利意識比上一代民工為高。但根據我和其它學者的分析,雖然八零後的民工確實與上一代民工在對工作條件和生活質素的要求上有很大的差別(例如八零後的工人要求較多的休息時間) 。但另一個往往為人所忽略的事實是勞動過程中對工人集體意識的影響。在我過去五年對中國製衣工人和電子工人的研究中,我發現,工資制度對工人的集體意識有很大影響。一般來說,使用計件工資制度來作為計算工資的工人往往會比使用計時工資制度的工人為低。在計件工資制度下,工人往往在被要求加班工作而不獲法定加班工資的情況下,都不會與資方理論,討回少了的工資。有些工人更被誤導計件工資制度對他們有利。

但有一點要強調的是,相對於越南政府主動公佈每年罷工數字的做法,中國政府就很少這樣做。就算有,這些數字也十分成疑,不知官方的數字比真實的數字少了多少。這令很多做罷工研究的勞工學者很難知道現時罷工的真實情況 。

但在中國工人意識日漸提升的同時,中國工會的情況又如何?相較越南的工會和政府,中國工會始終依然不能代表工人利益,也不對工人的罷工行為表示同情。而且,中國政府打壓工人組織罷工的事例依然常見。這與越南的工會和政府的態度都十分不同。

此外,縱然中國和越南兩國的政府都有見罷工的問題嚴重而想希望透過「集體談判」或「集體協商」的形式來紓援勞資關係的緊張。但根據Katie Quan的研究,在試行集體協商時,中國工會的干部不單不熱充於代表工人來向資方討價還價1。可以說,這樣的集體協商的成效不單未能令工人對資方的不滿循集體協商的渠道來排解。長此下去,更有可能令工人連集體協商的機制都抱不信任和懷疑的態度來對待,最終不單不能解決日益嚴重的罷工問題,更會使更多本來還想用制度方式來解決勞資糾紛的工人都被迫走上罷工的道路。

最後,我希望就中國的罷工情況來說一說在中國的勞工團體。我們都知道,中國政府現時面對工人罷工時最棘手的問題,便是找不到所謂的罷工領袖和組織者。我們當然不難理解,在有極大生命危險的情況下,又有誰敢認自己是工人的領袖和是出來組織罷工的。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希望找到罷工的組織者,至少能透過他們來控制和盡快平息事件。但事情吊脆之處正在於此:在不容許獨立工會的出現、官方工會不能代表工人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把焦點移向中國的勞工組織。一方面,中國政府像是嘗試從不同的方式來收編勞工組織充當這些勞工代表的角色;而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則不斷打壓一些他們認為不能被收編的勞工組織。這在在都牽涉到中國勞工組織的自我定位、生存,以及該如何教育和組織工人的切身問題。

引用文章:
1. Quan, Katie, “One Step Forward: Collective Bargaining Experiemtns in Vietnam and China, “ in Chinese Worker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ita Chan (e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74-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