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代、社會運動與民主政治:反思香港的選舉】

【新世代、社會運動與民主政治:反思香港的選舉 (陳敬慈)】
文:陳敬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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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運動將為香港留下怎樣的遺產?我們要如何理解當下急劇的社會變遷?或許這是願意思考的社會公民無法迴避的問題。剛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是一個指標性的事件,可以幫忙我們思考社會的未來走向
今年剛好是學術休假,筆者先後到了巴黎第一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訪學,順道了解歐美青年運動,以便更好地思考香港、中國和東亞在發生的變遷。六月中旬到了巴黎的共和國廣場,觀察已到尾聲的「黑夜站立」佔領運動。本來計劃訪問在廣場邊緣敞篷內的組織者,卻反而成為了被訪問的對象。「我們已經訪問了佔領開羅、佔領華爾街,還有西班牙和希臘佔領運動的人,終於有『佔領香港』的人來了。」他們說。我澄清我研究和關心佔領運動,但卻不能代表「佔領香港」。青年的佔領運動,並不是新鮮的事物。例如在一九六八年,巴黎的五月風暴就是從校園和街道的佔領開始的。可是,當下的佔領運動,卻也帶着一定的時代 性─自從二○一一年的亞拉伯之春和佔領華爾街以來,佔領運動在全球範圍蔓延,並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關注。所以,巴黎的朋友們很自然將北美、歐洲、西亞和東亞的佔領運動,當作同一類的、遙相呼應的運動。這種理解,既有道理,也有不足。

「雨傘運動」與「黑夜站立」
首先,我解釋說,香港的佔領運動和巴黎二○一六年三月開始的「黑夜站立」在起因上是不同,所以性質也不是完全相同。在亞洲,民主運動還沒有完成,所以雖然西亞和東亞很遙遠,也甚少交流,但是佔領運動卻有着反對極權的類同目標;同樣的,歐美各國的政治和社會背景相似,所以佔領運動都明顯有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傾向。在香港,佔領運動的起因和目標十分清楚,就是一人一票的真普選。但是巴黎的佔領運動,卻是反對社會黨政府的勞動法改革,爭取捍衛勞工的集體談判權。勞動法的改革涉及很多條文,但是最關鍵的是,要將企業層次的集體談判凌駕於行業和地方的集體談判協議和全國層次的法律。這為大企業雇主帶來了管理上的彈性,卻可能令很多工人失去法律上和行業協議上的良好保障。總工會舉行持續數月、每周一天的大罷工,大學生、高中生為主的青年人和社運活躍分子則以佔領運動來回應。大學的教授、自由作業的藝術家和記者成為運動主要的發起者和支持者。和勞工的罷工不同,佔領運動更帶有更高的政治性,他們批評代議政制,也批評包括工會在內的舊政治,要求徹底和直接的民主。
我到訪時,下議院已經通過了法案,工會的罷工還在繼續,佔領運動卻已經到了尾聲,即使是周末,也只有百多人參與,而且多是無家可歸的街頭露宿者。我向他們解釋,香港的佔領運動是爭取政治權利;巴黎的佔領運動卻是在捍衛社會經濟權利。但年輕的參與者總是不明白,認為他們的運動就是一場政治運動,一場民主運動,因為代議制度失敗了(failure of representation), 他們要求真正的民主。人們的感受這麼強烈,也是因為推動勞動法改革的,是社會黨政府─本來應該代表工人的左翼。他們認為,連社會黨也變質,就更加無法對主流政治有什麼期盼了。此外,警權成為一個很敏感的議題,他們高呼內政部長下台,警方在武力鎮壓遊行和騷擾活躍分子所採取的手段,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我想訪問一個參與者,他卻不敢在facebook回覆信息,因為一切都已經在警方的監控之中。活躍分子在facebook用別名,也十分普遍。

世代變遷,四十年一個循環
傳統上,工會的遊行總是和平和有秩序地進行,但是三月以來卻出現多次工會糾察和青年參與者的衝突,糾察企圖控制憤怒的青年,所以也帶來了佔領運動和罷工工會之間的矛盾。後來工會也受到內部部分會員的壓力,漸漸認同青年人的部分「暴力」是合理的,「因為已經沒有其他路可以走!」我聽着這些點點滴滴的爭議,似曾相識,也開始認為他們說的也有道理,假如我們更加廣泛意義上理解「政治」,那無疑香港和巴黎的佔領運動,目標都是更高層次的民主政治,只是起點不同,但都顯示了年輕一代面對前景的絕望和要打敗現行秩序的決心。
世代的變遷,似乎四十年是一個循環,和經濟周期的繁榮與衰敗一樣。今天的巴黎人懷念一九六八年,可是活地.亞倫的電影《午夜巴黎》帶觀眾回到他們那一代人嚮往的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巴黎;那年代的巴黎知識分子,卻期望回到他們心目中的黃金年代──一八八○年代。細心地讀俄國寫實主義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或許我們更加能理解今天香港政治面對的處境,年輕人對泛民「莫名其妙」的反感,民主派的魅力型和組織型的領袖如李卓人、馮檢基、黃毓民、何秀蘭等紛紛落敗;二十三歲的羅冠聰高票當選後,高調表達了不與泛民合作。我們不能簡單地說誰對誰錯,而是年輕人自下而上、尋找深刻社會變化的慾望呼之欲出。
對於世代的轉變,美國社會學家學會二○一五/一六年度會長米克曼(Ruth Milkman)以二○○八年經濟危機以來美國社會運動的發展為脈絡,提供了她的看法。八月在西雅圖舉行的社會學家年會以「再思社會運動」為主題,會長的演講是重頭戲之一。米克曼指出,我們所經歷的世代轉變,是政治的世代,而不是生理上的世代。她研究了四個由八十後「新世紀的一代」(millennial generation)引領的社會運動,包括佔領華爾街、沒有證件的移民青年爭取居留合法化的「夢想者運動」(DREAMers)、抗議警方粗暴對待黑人的黑人生命平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和反對校園性騷擾運動。雖然米克曼的演講沒有詳細描述最低工資運動,但是會議的很多場合都有討論。在西雅圖舉行這次會議,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因為抗議WTO的全球運動,就是在一九九九年的西雅圖拉開序幕的;今天,西雅圖人也很自豪地爭取全美國最高的最低工資:時薪十五美元。米克曼說,政治的世代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創造的,美國一九八○年的新生代,有着明顯左傾的世界觀。

社會左右翼兩極化
會議之後,我與米克曼傾談了一會兒,欣賞她的研究視野的同時,也表示我們在香港和亞洲經歷的或許有所不同。比如說,在香港,佔領運動過來,沒有跡象顯示青年人在政治上向左轉了,相反,右翼排外主義正在興起。我們很難想像,今天的香港,為非法移民爭權合法居留、爭取新移民的平等權利、爭取性別平等和提高最低工資等,會成為年輕人引領的主流運動。米克曼有所提及,但是沒有詳述的是,即使在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也正得到廣泛的社會支持,表達了社會出現了兩極化的傾向。但是,有一點仍然是和香港相通的,就是年輕人和一般的基層大眾,已經厭倦了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內的主流派的精英政治。群眾期望新的政治、新的方式和新的嘗試,不管是代表左翼民主社會主義的桑德斯,還是右翼民族保護主義的特朗普,都帶來了新的希望。所以,朱凱迪以「希望政治」建立形象,有他的成功之處。
假如說七十四歲的桑德斯為美國帶來新的希望,那麼在英國就是六十七歲的工黨黨𣁽科爾賓,他們都是六十年代的反叛青年;在香港我們也有一個不陌生的代表,那就是二○○三年後崛起的長毛梁國雄。當然長毛跟科爾賓和桑德斯不同,香港沒有群眾性的主流左傾政黨如英國的工黨和美國民主黨為他們提供政治鬥爭的平台,當然也是跟香港並非兩黨政治和沒有完全的民主選舉相關。但是這些現象,都可以啟發我們的思考,新世代是由歷史經驗塑造的,和年齡密切關聯,但是沒有絕對的必然關係,代表了對舊有秩序的反叛和對新社會的希冀。從北美、歐洲到西亞和東亞,兩種選擇都已經呼之欲出:一種就是徹底的民主和平等的精神,桑德斯和科爾賓宣揚的民主社會主義,法國的青年人要求直接民主,美國的青年人追求經濟民主和種族、性別平權,朱凱迪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不同層面的自決精神,都引起共鳴;另外一種就是在西亞復興的宗教原教旨主義,美國的特朗普、英國的民族黨、法國的國民陣線等新興政治力量宣揚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香港的陳雲根等人宣揚的香港民族主義和對中國、對移民的仇視,也同樣有一定的市場。
香港的政治,新的或者舊的,或者需要在兩種之中做出選擇,既無法迴避,也無法混淆。迴避了這個問題,就可能被當為舊時代遺留下來的產物;混淆兩種, 也可能變得面目模糊,被當做機會主義者。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哈佛法學院Wertheim學者。)

(文章刊登在2016年10月號的明報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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