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運動的性別與種族共融】重點文字整理

社會發展中心2017年4月的講座邀請了中文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碧樺依博士主講(工會運動中的性別與種族共融)。

主持人城大專上學院的李劍明老師介紹了70年代香港開始輸入外傭和菲律賓等國輸出傭工的歷史背景。

講者碧樺依博士首先指出,政府並不當外傭為公民,她們的公民權利被剝奪的情況下,仍然有很多外傭積極參與工運和社運,在街頭上不時見到她們的身影。她因此認為需要了解外傭是以怎樣的身份認同參與這些運動。文化,宗教,性別等不同的因素,如何互相影響,塑造社運參與者的身份?

她的研究得到了外傭工會與職工盟的支持,並以’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為例子,探討FADWU與本地工會聯會(職工盟)和其屬下的本地家務助理工會之間的關係。FADWU則成立於2001年,是職工盟屬會之一。

香港現時有34萬外來傭工,但他們從來都被政府拒之門外。回歸之前的90年代,社會關注到香港有不少少數族裔人士,文化多元主義的概念開始流行,政府也聲稱有相關的種族平等政策,但是這裡說的少數族裔是指在香港長期居住的尼泊爾,印度和巴基斯坦族群,並不包括外來工。政府在2002年成立的促進種族和諧委員會,也沒有將外來傭工列為關注對象。

所以,碧博士引人另外一個概念,日常生活的文化多元主義,來思考外傭的社會融入問題。由於政府並沒有政策為這個群體提供服務,教會便開始成支援外傭,但是仍然沒有做到與本地人的融合,直到工會介入組織這個群體。當工會開始組織外傭,覺意到她們和本地工人一樣,有著強烈的工人身份。而這身份更連繫了外傭和本地工人。

當FADWU在2001年成立時,嘗試與本地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建立聯繫。但當時本地家務助理並不情願,因為她們認為外傭搶了本地工人的飯碗。但當本地家務工意識到外傭離鄉背井的狀況,認為大家都是女性,外傭需要和子女分離,對女性是不容易接受,因此他們對開始對外傭產生了同理心。姐妹的身份讓她們更加容易走在一起,並互相支持。例如外傭支持本地工人爭取提高最低工資,而本地工會也會協助外傭與政府爭取改善政策。

碧博士最後指出,職工盟的幹事在外傭的社會融入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個協助小數族群社會融入的角色應該是政府的責任;然而在政府角色缺位的情況下,在香港巧妙的由工會擔任。她稱語言和文化等都是鴻溝,需要中間人的協助,才能打破。

那麼職工盟內部的民主架構,又是否能容許少數族裔的參與呢?碧博士發現FADWU有代表參與職工盟的執委會。此外,就是對外傭參與工會事務的技術支援,例如提供翻譯或者在會議時間上的便利。碧博士的研究發現職工盟也有盡量的提供這些協助。

但是,一些結構性的問題仍然存在,例如很多外傭是住在比較邊遠的地方,而本地工會的很多會員都是外傭僱主,並不會大力的支持外傭的權益,最多是不反對工會支持外傭。還有,當外傭工會與其他的少數族裔(例如尼泊爾工會)合作時,雖然大家都是少數族裔,仍然存在男性主導的問題,令以女性為主的外傭工會有時未能完全充權。

台下反應積極,很多參與者詢問問題或者發表意見。其中用廣東話發言的泰國外傭工會代表發言時,認同碧博士的觀察,她們在參與職工盟的執委會會議時,發現在語言,習慣和會議時間上,都有不方便的地方。

也有與會者問,建制派是否有遊說策略,協助外傭。有與會者以工聯會支持征收外傭稅和反對外傭有居留權為例,說明職工盟和工聯會的分別。出席講座的工會幹事表示,即使時民主派政黨,也不是支持外傭工的權益。也有與會者補充,民建聯等建制派政黨也有組織少數族裔,但是比較是選票的考慮,但是外傭由於沒有選票,令她們更加得不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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