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孔誥烽──作為90後本土青年,我為何支持全民退保?》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大約二十名長者,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政府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攝:盧翊銘/端傳媒

《回應孔誥烽──作為90後本土青年,我為何支持全民退保?》文:許嘉寶

美國知名學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孔誥烽去年12月29日在《端傳媒》發表文章,題為《反對全民退保的本土青年在反對什麼?》,但是細讀文章之後,覺得文章的邏輯和思維混亂,不吐不快,故撰文回應。

文章的開頭說「有關全民退保的討論,顯示了香港老社運老社福老學界的觀念與本土青年對現實的理解出現越來越大的鴻溝。本土青年們到底在不滿什麼?」 筆者無法認同這種將「老社運老社福老學界」與 「本土青年」對立的思維。筆者所學理論不多,但是知道現時的這場爭議,與年齡世代無關,而是與利益和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例如,財團商界無不反對全民退保,而受自由主義學派影響的老一輩經濟學者,也鮮有人支持全民退保;相反地,筆者所認識的關心弱勢、基層和勞工的社會科學學者,他們都比孔教授本土(在香港出生或者工作多年,並以香港為家)和年輕(很多大都只有30出頭),卻都在不同的位置推動和支持全民退保。不同世代,都有人支持或者反對退保,這種將老和新對立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

筆者很有興趣知道孔教授在海外的經驗,假如他能比較一下北美(加拿大和美國)和香港的退休保障,並分析哪一制度更加優越,應該是很有意義的事。可惜孔教授在文章中沒有交代他自己支持還是反對全民退保,卻借本土青年之名,向全民退保提出了三個質疑。對於這三點「質疑」,筆者以普通常識,已經可以判斷其錯謬:

三點反駁

一、孔教授稱「香港對中國移民沒有審批權……任何有關全民退保基金財政可持續性的預測,都無法準確。」香港對中國移民沒有審批權並不代表香港政府沒法掌握移民的數量和成分。首先每日的單程證審批數目上限150,60個指定予港人內地子女、30個指定予長期分隔兩地的配偶申請者,而自2008年以來,每日使用的配額大約維持在一百一十多至一百三十多的水平。另根據入境處於2015年第三季數據,逾半數的新移民年齡介乎15至54歲,65歲以上的只佔1.4%。這些數字全部有根有據,有數得計。加上政府在政策制定時已把使用單程證來港的人士的數目納入作為推算基礎,若以教授邏輯:所有推算都不準確,那麼香港所有政策都不應推行(例如房屋、醫療、教育)。

二、孔教授認為要黃之鋒供款讓阿叻(藝人陳百祥)提款是代際不公義:「退保方案一旦實行,現在的年輕人立刻開始供款,現在的老人立刻開始提款,這等於是要上流受阻、機會萎縮的年輕一代,去供養發財於香港黃金時代、擁有大量資產物業的戰後嬰兒一代。」作為年輕人的筆者,則認為孔教授應於下筆前先熟讀不同團體所提出的退保方案,以免誤導讀者。

由「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所提出的方案,建議政府撥出538億(按通脹調整至2015價格)作為種子基金,現時的長者生活津貼和高齡津貼亦會成為供款的一部分,僱員和僱主各將強積金供款的一半(月薪的2.5%)作為全民退休保障的供款,再向盈利每年超過1000萬元的企業額外徵收1.9%利得稅。此方案正正是要避免讓黃之鋒供養阿叻。政府的種子基金和現存的長者福利都是源自於老年和中年過去的勞動成果。再加上上述的退保方案屬多方面供款,年輕人的的供款主要是為自己的未來儲蓄,何來跨代「供養」之說?然而教授認為長遠而言退保基金可能會破產,年輕人極可能得不償失。由180名學者聯署提出的學者方案,按照政府的預測數據,只要將養老金調整為3500元,政府的啟動基金由500多億增至1000億,估計2064年,即黃之鋒68歲時還有1682億的盈餘。因此「供養論」並不成立。

若然教授認為供養關係必然存在,黃之鋒的供款亦同時在供養自己父母,我想不會有人認為供養自己的父母是代際不公義吧?我知阿叻和很多中年人和長者都沒有子女,但他們亦不會因為自己沒有子女而反對全民性的12年免費教育。如教授所言,我們是上流受阻、機會萎縮的年經一代,所以我們比任何人更需要一個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驟看現今社會,單是住屋已花光我們每月的收入,更遑論為自己未來儲蓄,我們的晚年又何來生活和尊嚴?

三、孔教授又說「在職人士要將現存公積金每月供款的一半轉化成退保基金供款……是階級不公義。」孔教授所說的階級不公義實在是混淆視聽。目前的強積金制度千瘡百孔,主要原因是如教授所說,它是「強迫儲蓄」而且更會被管理公司奪走為數不少的管理費,也完全沒有財富再分配的階級公義。所以,「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和學者的方案才提出改良,將「強迫儲蓄」的一半金額改為全社會長者都能平等分享的退休基金的一部分。而且我們應該完整的解讀方案,如上文所述,方案也建議透過向大企業徵收額外利得稅,以支持全民退休保障,發揮財富再分配的作用,使社會財富可以重新合理分配到普羅市民身上,縮窄社會上的貧富差距,彰顯階級公義。教授卻對後面這一點隻字不提!假如不變動強積金制度,而改為向財團僱主和打工貴族徵收更多的稅額,在道理當然是可以的,但是現實上可能會受到更大的阻力。假如孔教授真的相信「階級公義」,由他這類高薪的學者提出向財團和高薪人士徵收累進稅的論點,對全民退保運動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可惜教授將槍口對準了數十年來為「階級公義」努力的「香港老社運老社福老學界」,真是令人痛心。

提出這三點之後,孔教授再重申「歐式福利全民受惠原則裏的『全民』,乃是指全體公民,而不是全歐洲、全人類。」首先,每月3500元的全民養老金其實只能夠餬口,離「歐式福利」還有很大的距離。其次,筆者從曾在歐洲留學的同學那裏了解到,歐盟國家的部分福利,對象是所有歐盟成員國的公民(例如公立教育),或者在他們國家合法居留的所有人士(例如以前英國的醫療服務和現在法國的租金補貼)。再次,香港市民在爭取的全民退休保障,也不是「全亞洲、全人類」。

累進財富再分配、擴大社會權利、集體分攤風險

孔教授又引用2011年的例子,批評泛民和左翼「當初激烈反對全民受惠的全民派錢」。2011年,筆者還是一個不懂關心社會時事的中學生,無法完全了解當年的爭議。但筆者依稀記得,當年政府原本想將公帑注資到強積金戶口。這美其名是改善退休保障,但實際上卻是令基金公司受惠。民意對此舉極度不滿,政府為安撫民心才改為派錢。因此,當年「全民派錢」的問題是政府為免民意在退休保障的問題上持續施壓,逼政府將原本注資到強積金戶口的錢用來作全民退保的種子基金,決定用全民派錢的方法轉移視線。政府寧願將公帑用作「掩口費」,而不是將公帑作結構性或者制度性的改良,左翼不滿不是在情理之中嗎?

作為一名90年後青年,生於斯長於斯,香港是我永遠的家。但在香港這個政經結構嚴重向大商家傾斜的社會中,普羅市民要過有尊嚴的生活愈見困難。正是這樣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青年人走出來,表達意見,希望落實上一代人爭取了30多年而無法實現的全民退休保障。孔教授喜歡在論及香港左翼時加上引號,或許是因為他覺得香港的左翼不夠左。但無論是香港泛民和左翼認同的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方案還是學者方案,都顯然有累進財富再分配、擴大社會權利的元素和在實踐集體分攤風險的社會保險原則。這兩套方案比起現時的退休保障政策(即將打工仔女的財產「再」分配予基金公司的強積金和「救濟式」的綜援和長者生活津貼)都進步得多。或許孔教授認為現有的全民方案都不夠左,如果這確是孔教授的想法,我建議他積極提出更進步的全民養老金方案,而非將矛頭指向左翼作無謂挑撥。

(許嘉寶,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三年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