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巿管治和資本積累危機:對香港這大白象森林的一些想法》

都巿管治和資本積累危機:對香港這大白象森林的一些想法
《都巿管治和資本積累危機:對香港這大白象森林的一些想法》
文/蕭裕均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北京:霧霾
剛從被霧霾籠罩的北京回港,身體和精神上都萬般疲累。一方面,我不幸在霧霾最利害的兩天置身京城,使肺功能一直不好的我感到十分辛苦。回港後,更發現霧霾不只影響呼吸系統,全身也出現皮膚過敏,紅疹滿身,㾗癢難耐。另方面,很多人都說現在京城的社會管理和監控十分利害,滿城國保 、國安。每逢過年過節,必會出現一橋三警的情況。今次感受城管最深刻的可算在北京的首都國際機場。 今次我在北京過關時,就需要過三次安檢,可見北京政府確實很怕出亂子。而整個京城都看似十分緊張,就連我這個只是來公幹幾天的人也感受到。身心的疲累,令我不自覺把城巿的發展和管治問題拉在一起思考。不能否認,霧霾的北京,是國家過度重視經濟發展和忽略社會成本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結果。只要置身在毒霧籠罩的京城,就明白為何北京政府要誠惶誠恐的進行社會監控。單是霧霾,相信已能動員足夠的北京巿民來向政府施壓,而這亦是北京政府最不想出現的。
香港:數字
回到香港,當然鬆了一口氣,至少能大啖大啖的吸口氣。但甫下機便在面書看到一張表列七大基建大白象的預算和超支的圖,清楚列出每頭大白象動耴上百億港元,只是超支就至少要千二億港元來填氹。在反高鐵運動之前,香港人就只知道我們的政府很有錢,經常開出的基建項目都是天文數字。但自從反高鐵一役後,香港人不單對大數目有了些少掌握,還很會懂得比較。當然,我自己也不例外。每次當政府要批出一項基建開支時,我都會和其他的政府福利開支作比較。近來我用得最多的便是退保聯席提出的全民退保方案啓動基金的數字。在連政府都承認的人口老化問題上,全民退保方案政府注資的啟動基金只是500億港元,比一個高鐵造價少,更比三跑造價低。 除大白象和全民退保基金的數字外,我又不自覺想到香港另一「蜚聲國際」的數字--香港人全年的平均工時。香港人過去一年的全年平均工時是2600小時,是所有OECD國家中最多,高出OECD國家的全年平均工時的平均值多上1000小時。
謎思
把這些數字放在一起,我腦海出現了一連串的問題:為什麼香港在出現這麼多大白象的同時,卻連一個能長遠解決人口老化問題的退保啟動基金都不肯投資?為何香港這後工業社會卻會出現工時長得做死人的情況?在西方,如此有錢的政府,假如出現明顯的管治危機,怎也會洗些錢在社會福利上,但香港政府卻差不多在所有政策範疇上都十分有自己的特色,就算不是與民為敵,也像是與民意有段距離。而在推銷政策時,政府官員都擺出一款「你放長雙眼信我啦」的態度。往往在推銷不成後,便會說「社會太政治化」了。看似,政府的管治策略就只把每個政策看成是不同的意識形態任務。那麼,為什麼政府的管治會變得這麼離地?這與香港的經濟發展和資本累積形態有什麼關係?
大衛・哈維的資本主義危機與權力邏輯理論
碰巧,理大的同事鄒崇銘新書《流動、掠奪與抗爭:大衛・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出爐,找我去評論。我便重温了一次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理論,並利用哈維分析資本累積和地域管治的框架來理解香港的發展和管治迷思。
身為地理學家,哈維一直著眼於資本主義以城巿作為資本累積的基本單位。在他早期的理論中,哈維重構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危機處理分析,並引入空間的面向去重新分析資本主義面對危機時的策略。雖然很多人都認為哈維在八十年代的理論過於機械和側重結構(包括鄒崇銘),但我認為晚年的哈維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偏離這些理論,只是在用語上作出不同的包裝。
危機
回到哈維分析資本主義危機處理的分析上,哈維問:面對危機,究竟資本主義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案?答案是:有,但這些方案都是治標不治本的。要知道資本主義面對危機如何治標不治本之前,我們先要知道資本主義的死症是什麼。簡單言,資本主義的死症是:過度累積。而且,資本主義沒有長遠方案來解決因過度累積所引發的崩潰危機。由於資本主義是一個長期追求增長的體系。過度累積會在資本主義體系中週期性地出現。當過度累積出現時,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及剩餘資本便會相繼湧現。勞動人士及生產工具(如機器)均在這時會出現投閒置散的情況。簡單來說,這是「有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的情況。
策略
策略一:痛苦的中期方案──貶值
雖然資本主義沒有長遠解決危機的方案,但短期和中期的卻是有的。資本主義可透過對剩餘勞動力和資本進行大幅度的貶值(例如,一個社會平均大幅度的減薪、平均生活指數下滑及樓價大幅度的下跌),從而在賬目上使剩餘勞動力和資本的價值減低,使資本主義體系再有新的空間去進行價值的累積。可是,這方案的使用卻是十分痛苦的,資本主義體系非到沒有其他方法可行時, 皆不會用此方案。另外,這方案被稱為中期方案的原因是:當資本主義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貶值時,通常所空出來去繼續累積的空間可用得上數十年。當剩餘勞動力和資本出現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可以透過政府來進行兩種宏觀調控的策略,使剩餘勞動力和資本在短期和中期內不會於屯積於某一地方。這兩種策略可稱是資本主義的「時間修復」。他們分別是:
策略二:「利用時間來摧毀空間」
對於資本主義而言,正如馬克思的分析所言,空間永遠是資本主義的障礙 — 當剩餘勞動力和資本面對城巿的空間佈局時,便很容易牢固地固定在某一位置中,出現資本屯積而又投閒置散的困局。而資本主義短期解決這問題的策略是「不斷增加資本的流動速率」,使資本不致於屯積在某一位置中。然而,要做到不斷增加資本流動的速率,便需要在一個城巿中進行交通及通訊的革新和規劃,使資本能更容易的由一地方流動至另一地方。
其中一個令資本跨越空間障礙的系統是金融系統。然而,金融系統對資本主義來說是一把雙刄劍。縱然資本主義金融系統能為剩餘資本引發的問題提供暫時的解決方案。金融系統卻為資本主義的另一種擴大危機舖路。由於金融系統的資本其實是沒有實際商品交易支撐的「虛擬資本」。這些虛擬資本雖然能把一部份過度集中和累積的金錢資本轉移,但這轉移過程其實只是把資本主義危機在短期內被掩飾而已。由於這些虛擬資本根本沒有實際商品交易的支撐,在使用這些虛擬資本作交易的商品價格便會大大偏離商品的原有價值,因而出現所謂的「資產泡沫」。長遠來說,這些不斷因虛擬資本而形成的泡沫,需要在未來一定時間內以儲蓄或實際商品交易來填補,否則泡沫便會爆破。
而且,由於金融系統的使用要在短時間內縮短固定資本的流通速度,故此必然會在短時間內擴展至不同社會階級上,使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從原本只是資產階級的危機,變成連廣大工人階級也牽連在內的擴大危機。其中,因為住屋牽涉工人階級的個人必要消費行為,透過把信貸金融擴展至工人階級,房地產賣買便成為這種資本主義擴大危機的明顯和常見例子。
策略三:「藉投資來買時間」
另一個解決方案就是將剩餘的資本和勞動力再作投資,以吸收現時的剩餘資本和勞動力,以及提高未來的生產力和回報。這種策略的通常做法是由政府作出大型的物理及社會基建項目(透過增加教育學額,以減少一時過多的剩餘勞動力;或建築大型的交通和通訊設施,如機場和鐵路,以減少一時過多的剩餘資本)。
這種「買時間」的策略其實是將資本由生產的領域導向致消費的領域(即哈維所指的「資本的第二迴路」)。 由於這些投資在大型基建項目的資本通常都需要一段長時間(數十年)才能流回生產的領域中,故資本主義便能夠做到「買時間」的目的,使其再有一段較長的時間進行資本累積。然而,這種「買時間」的策略本身亦存在內在的張力,使得這策略始終只是一個中期方案。這些內在張力顯現於資本的「固定」和「流動」兩個面向的對立。例如:對如機場這種固定資本的投資而言,我們便能預視機場作為「固定」面向和飛機作為「流動」面向的對立;對於流動資本而言,我們便能預視物料和成品作為「較難流動的資本」,與金錢資本作為「較易流動的資本」的對立。
權力的邏輯
在2003年,哈維借用曾與在霍普金斯大學共事的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在《漫長的二十世紀》提出的「地域的權力邏輯(Territorial logic of power)」,輔以他一直分析資本主義危機得出的「資本主義的權力邏輯(Capitalist logic of power)」來解釋國家權力與資本策略的共生現象與內在張力。鄒崇銘在其新書簡單把這兩種權力邏輯簡潔地歸納如下:
「『地域的權力邏輯』主要指向國家力量,涉及一連串清晰可見的政治、外交及軍事行動,以及明顯的族群、宗教、文化疆界;『資本主義的權力邏輯』則主要指向資本家群體,涉及遠為分散、多元、個體化甚至是不大起眼的社會經濟過程。前者設計某地包括金融、法律和基礎建設等制度安排,為後者提供不可或缺的『落地』平台,但卻難以全面駕馭後者。兩者之間互相合作又互相對立,互惠共生但也潛藏各種矛盾和衝突。」(《流動、掠奪與抗爭》,頁65)
哈維提出上述兩種邏輯令我們了解到資本累積和政府的管治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很多時國家能為資本累積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但更重要的是,資本的累積及其衍生的危機亦會影響到國家權力的運作,尤其是一個城巿的政府的管治能力。
把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危機分析和之後的兩種權力邏輯套用到香港的情況,我們便得出以下有趣的觀察:
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無疑香港政府的管治策略與選擇也受制於資本累積的邏輯與形態。而我在此文開端時提出的大白象、退保和工時間題,在利用哈維分析資本主義危機的理論視角下,亦顯示出香港正同時經歷系統性的累積危機,而且不同解決這些積累危機的策略在香港也顯得不奏效。
吸水大白象
首先,香港出現過度積累的問題並不難見,單從香港的樓價便可見一斑。而這種高樓價的現像不能不承認是,香港在過去十年因為成為了吸納中國經濟增長剩餘資本的集中地。後果當然便是把香港作為一個資本累積體系的累積空間大大減少。
當然,香港政府也不是沒有利用哈維提出的策略來吸納由中國大陸來的剩餘資本。香港政府最常用的招數便是:基建投資。過去十年香港政府大量利用投資基建的策略(策略三)去吸收過剩資本,以致今天出現不同類型的大白象。當然,製造大白象也不能完全吸納來自內地的剩餘資本,只能緩和了其積累的速度; 亦故,過去三年香港的樓價依然飈升。這亦顯示利用投資基建的策略已不再奏效。而香港現時出現不同基建延期完工的問題,某程度上亦反映過度使用這種投資策略,從一開始便沒有衡量投資在這些基建的社會承受能力,更遑論考慮當中投入的資本所需要相對數量的勞動力(從現時建造業不斷喊勞工短缺的情況便可見到)。
難以駕馭的雙刄劍
假若「藉投資來買時間」的策略不行,那可以用哈維指出的「利用時間來摧毀空間」(策略二)嗎?其實,香港政府(尤其在曾蔭權年代)亦把過剩餘資本導向金融體系,嘗試通過金融體系來轉移剩餘資本到其他地方。通常金融體系,資本能跨越空間的限制,自由流動到其他國家和城巿。但這種使用金融體系的策略,由於資本的高速流動,很多時都不是政府所能控制的。
這種金融化的趨勢,在回歸後十分明顯的,最好的例子便是強職金。但有趣的是,香港政府在強職金這種涉及巿民的退休政策卻不肯引入如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度,反而是透過引入巿場(尤其是金融巿場)的機制來處理問題。當然,這種引入巿場機制的做法亦能吸收定數目的剩餘資本。但這些資本的來源卻是從個別的資本家和工人口袋中取得,而且政府也沒有參與其中,進行調控,以致現時個個打工仔都被過去十多年強積金欠徍而對整個制度咬牙切齒。而在改革強職金及未來退休保障的討論中,政府依然故我,不肯在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實,假若政府在未來退休保障制度重動用公帑,啟動一個由學者和民間提出的「全民養老金」方案,從解決過度累積和提高管治合法性來說,其實是十分可取的。更重要的是,假若政府在未來的退休保障制度中,透過作為管理者的角色介入其中,便能藉立法和相關政策來規範當中的投資和減低金融體系帶來的風險。但只能說,礙於一直以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保守的福利政策傳統和來自商界的壓力,香港政府只是墨守成規。後果便可能真的會醲成人口老口問題爆煲。屆時,老年化帶來的問題和社會成本便又得由未來的政府來承擔,而且所需要解決問題的金額便更可能變得更大。
簡言之,金融體系是雙刄劍,假若政府能有效使用,確實能有效緩和過度累積問題和從中提高管治能力。但不幸的是,作為金融中心的香港,我們的政府卻把這雙刄劍用得不太好,有時還不想去用。
勞動力的貶值
既然上述兩種策略都不行,那不就簡單的進行大規模貶值(策略一)吧!沒錯,香港政府正是一直從勞工領域上十分有意識地進行這策略。單是香港人工時超長的數字,我們已看出香港人勞動力的貶值。但不幸的是,這種勞動力貶值(上述的策略一),理論上能為資本主義的累積騰出數十年的空間來繼續累積。可是,由於過去十年太多內中國內地的剩餘資本流入本港,進行房地產炒賣,使得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亦因此而大幅下降,直接使能貶值的空間大大減少。使得貶值的策略也變得不奏效。
結論:管治策略的文化轉向
從以上對資本主義體系在香港的結構分析,我們可看到過度累積危機的解決方案變得越來越少,或是越形不奏效。而從香港政府過去洗錢的方法,我們亦可看到官員再難想出更好的法子,只能繼續盲目投資基建,就算明知是不合成本效益或是完全不合理的增加撥款,依然放錢入去。
這種盲目的投資和不公平的社會分配模式,在變得連牛頭角順嫂都看出問題時,政府便唯有不斷地使用意識形態來合理化其行為。這亦故過去幾年,香港政府都會視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福利問題視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任務。某程度上,這亦反映香港政府這一政體在結構和體制上找不到任何出路,只好在管治策略上作出文化轉向。但可惜的是,一個意識形態,單靠哄騙和遊說,是不能長久的,更重要的是需要意識形態的受眾,在日常生活中的物質地有相對應的經驗,才能行之有效。而經濟和社會不平等越來越明顯,生活越來越困難的香港社會中,要巿民相信一套由已是政治合法性成疑的香港政府的論述,已是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