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講座紀錄:中港金融紐帶是如何煉成的?——從地緣政治看1949-1967的中港金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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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紀錄:中港金融紐帶是如何煉成的?——從地緣政治看1949-1967的中港金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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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中心於上月尾(9月28日)舉辦講座,邀請了英國華威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碩士生方志信先生,為聽眾介紹中港金融關係的生成和起源。以下是方志信先生的講稿撮要及答問環節的部分內容。

香港金融史簡述

香港1841年被佔領時,是一片荒蕪之地,英國國內也有意見指不想佔領香港。但經過香港二十多年的發展,以及中國國內的太平天國之亂後,香港慢慢取代了澳門成為商貿轉口港。 有商業自然就有金融,第一間外資公司——來自印度孟買的東藩匯理銀行——於1844年在香港開業。東藩匯理銀行是亞洲第一間真正的現代銀行,標誌著現代西方的金融業開展,其當時主要業務是處理商業和海外華僑之間的匯款。
那是香港和上海、新加坡並稱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年代。當時上海連接中國南北,在該年代比中國更為重要,而東南亞華僑和中國之間的聯繫則主要集中在香港,故當時的香港更有「小上海」之稱,可見上海在當時的強勢地位。可惜,隨二戰、國共內戰、其後中共的經濟改革和韓戰禁運,上海的領導地位逐漸殞落,金融商業活動息微。另一邊廂,香港卻成功由轉口港轉型為出口主導經濟體,金融業也成為一般大眾的行業,支持著香港的工業化發展。在改革開放後,香港更成為中國對外的橋頭堡,並憑此優勢躋身國際金融中心之列。這是大家一套耳熟能詳的講法。
這說法有甚麼問題呢?這是一套線性、順暢的歷史觀:香港金融業完全跟著經濟功能轉變,發展轉口貿易、工業化,支持中國改革開放。在一般主流著作裡,香港金融業在二戰至改革開放之間的30年幾乎是一片空白,但大家也不覺有違和感。這一點在中文的著作中尤其明顯,它們鮮少提及香港金融業在戰前的狀況,而主要集中在改革開放後的種種發展。基本上,社會普遍的印象和講法,就是香港在改革開放後暢通無阻地躍升為國際金融中心。
然而在本年(2016)六月,學者Tobin提出了質疑:中國改革開放後,為何可迅速融入世界經濟?這奇怪現象的答案,正是以中國銀行為首的中資銀行於戰後時期在香港的活動,令中資企業和外邊世界接軌。Tobin的質疑很合理,他引用及比較了兩位學者的著作,分別是Schenk (2001)及Goodstadt (2007)。這兩本書以較進取的角度,嘗試由政治層面分析由戰後到改革開放前的香港金融業,當中更有提及香港與大陸的關係。然而上述著作篇幅有限,其論述也是斷續及相對不完整的。這也是我想要寫這條題目的原因。

主流香港社會對中港金融紐帶的看法

現時的香港金融研究,大多引用以下三套主流理論:
一、金融全球化(Bretton Wood System):所有主流貨幣與美金掛鈎,匯率穩定。但有說法指從七十至八十年代間,此金融系統逐漸支持不住,資金流走各地,因而出現金融全球化。
二、國際金融中心:世界經濟的轉變,令全球經濟有再地域化的趨勢,資金流向其他周邊地區。如斯龐大的金融制度需要一些控制中心,而全球配備相關人才和配套設施的城市便扮演著控制中心的角色。
三、金融地理學:按時區劃分,香港在中間,倫敦和紐約各在一邊,彼此之間隔著8小時的時差。這三個城市可各自滿足鄰近工業化國家對金融中心的需求,也就成為了三大金融中心。在資訊流的層面而言,強大的資訊網絡對整個金融業也有莫大裨益。
然而,這套說法全都以八十年代以降的發展為例子,但以此套路追索解釋八十年代以前的階段,效用成疑。支持此理論的作者喜歡提及七、八十年代,並以為之前的年代亦差不多,例如國家是一個政治單位,城市則主要處理經濟。這種講法常出現於他們的論述中,但這論述真的適合香港,抑或只是從歐洲的經驗得來的看法?這正是我的研究欲解答的問題——這套大論述真的能解釋作為殖民地城市的香港的狀況,還是殖民地的歷史與一般論述相悖?
我的研究想處理的另一點是有關Bretton Wood System的迷思。在Schenk的研究中,Bretton Wood System並不是這麼穩定。在英國的統治下常有一些漏洞,如香港、科威特、貝魯特等城市。我的理解是,資金早就想脫離控制,從1945年至Bretton Wood System崩塌的20年,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時期。資金在二戰前的流動性非常高,只是在其後的30年被以較強硬的方法控制。但實際上,資金的管制並非如此滴水不漏的,當中有很多位置是不能控制的。而香港就是一個好例子,它的自由兌換市場違反了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規定。基於歷史原因,這個漏洞仍然存在。

金融發展理論的缺失

地緣政治是補足以上理論不足的新角度。冷戰就是西方圍堵中國、蘇聯,這個說法相信大家耳熟能詳。不過地緣政治和冷戰又如何影響政治經濟學和東南亞地區呢?這些都是近年多了學者研究的問題。
如果大家熟悉東亞歷史的,都會聽過一個辭彙——「東亞奇蹟」。這是世界銀行於1993年提出的,意指香港、新加坡、台灣、韓國及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發展迅速。但這究竟是市場經濟的結果,還是當地政府規劃的成果呢?這個問題是學者經常討論的。近年也有一批學者開始質疑應如何從冷戰的角度看東南亞的發展,其中最有名的是Richard Stubbs。當時歐美國家對東亞國家的發展有很大影響,例如是寒戰越戰時期他們從這些國家採購軍用物資,對他們的出口開放市場發展,以及提供的種種援助。若非有這些外來的參與介入,東亞地區根本沒有可能發展得這麼快。倘若按發展理論來說,人口密集、國家計劃之類的因素會令國家急速發展的話,很多地方也符合這些條件,尤其是拉丁美洲更應蓬勃發展了,但為甚麼只有東亞才真正發展起來呢?因為當時的歐美國家認為,經濟發展是堵截共產主義流播的重要工具,美國當年就在湄公河下游興建水壩,好讓東南亞各國能享有水資源,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惟越戰的爆發令水壩計劃失敗。
有另一位學者也講述了台灣的狀況——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後,為何在八、九十年代停滯不前呢?這都是地緣政治的影響。台灣早前是美國在亞洲的橋頭堡,但到八、九十年代時被美國放棄作為盟友,再加上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開始令台灣經濟發展減弱。這也是我們更需要研究香港的原因。近年的相關研究,包括李家翹老師在2014年有關香港供水的論文,另外亦有涉及農業、住屋等範疇的文章。這些研究的結論得出,當年港英政府面對的難題,就是如何在中國的壓力下保住香港。除此之外,有兩位較少人認識的Chi-kwan Mark著有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另一本則是Michael Share的著作,關於蘇聯對香港及台灣的政策。這些書籍讓我萌生探討冷戰期間的香港金融史的念頭,以及認識離岸金融外匯體系理論和對金融全球化的批判。
另一個因素是戰後國際體系對金融活動的規管。當很多擁有美元資產的人都把資產轉移在亞洲和歐洲開戶口,倫敦當時基本上是幫人轉移資產。少人提及的是,蘇聯為避開美國的管制,把大部分美元資產轉移到倫敦。同時,香港也是Bretton Wood System的缺口。所以由四十至六十年代期間,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功之道,其實是負責處理這些不合IMF規矩的金融活動。根據Goodstadt的研究,香港當時是中國的離岸金融中心。但他的研究多從經濟邏輯出發, 少有提及政治分析

1949至1967年間中國的發展

1945年,香港重光。由於國共內戰的關係,金融業龍頭的地位從戰前的上海逐漸南移至香港。除內戰的原因外,香港之所以開始成為金融中心還託賴國民政府失敗的金融政策——國民政府濫印鈔票,導致金元劵通貨膨脹,使大部分資金外流到香港,或經香港轉移至其他國家。這種情況早在國共內戰期間開始發生,而香港的自由兌換市場也就成為當時的資金避難所。當時的國民政府財長非常不滿, 認為香港破壞國民政府的努力,但他的抗議很快就宣告無效,因為國民政府已經倒台。新中國成立幾日後,便已派兵到香港,在深圳河止步駐守,大家都很清楚這部分的歷史。新政府這樣做是因為它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戰略的一部分,中國不收回香港的決定是一種策略。中國認為英、美各自的利益不同, 特別香港是當時英國在遠東的據點,不收回香港讓內地可藉此接觸國外的信息,也為英、美兩個之間留下一個衝突的位置。而蘇聯則鼓勵中國收回香港,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到蘇聯去,史太林亦建議他毋須理會美國和英國,因為它們戰後的力量已經大大減弱;中國攻佔奪回香港還可展現社會主義的勝利。可惜當時的中國不願意這樣做,蘇聯亦只能接受,但這是有後果的。而英國的態度,則是以香港作為圍堵中國共產政權的一部分。然而,由於英國戰後較衰弱,亦不能夠得罪中國,所以採用了一個叫foot in the door的政策,留下香港作為一個窗口,防止中國完全向蘇聯靠攏。美國同意這個目標,認為蘇聯和中國需要分開,但卻不同意英國的做法,認為英國是牆頭草、兩頭蛇。美國認為要迫使中國依賴蘇聯,從而令蘇聯不滿中國。這其實是很「中二病」(不成熟)的想法。直到韓戰爆發,美國立刻凍結中國在美國的資產,管制對外貿易,並派人到香港監視禁運。有文件顯示,當時美國強迫英國商人禁止向華貿易,英國本不願意屈服,但因聯合國成員的身份而不得不參與這個禁運遊戲。中國的應對方法就是以物易物,以及擴大與社會主義陣營的貿易。
從圖中可見,中國對外貿易在韓戰爆發後由六成降至三成,而與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貿易量的升幅很大。但出口問題如何解決呢?中央財政委員會說明,香港和澳門是當時中國出口到資本主義國家的重要大港。東南亞市場也是中國外匯的重要來源,港幣也曾經獲考慮為支付英鎊的交易貨幣,大家可以理解為像聯繫匯率,但換成與英鎊掛鈎,16元港幣兌1英鎊,讓港幣理論上可兌換作英鎊。另一方面,要處理貿易就需要銀行金融業。當時的中國銀行(中銀)已經倒向中國,以中銀為首的中資銀行已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些銀行暗中也和外資銀行有著良好關係。
另外是海外僑滙,馬來亞地方——包括新加坡,檳城——的僑匯,主要是經香港轉移至內地的,款項約是每年幾百萬英鎊。大家切勿小看這幾百萬英磅,當年的幾百萬英鎊已是天文數字,而這幾百萬英鎊還只是從馬來亞的匯款。當時最賺錢的方法是勒索外資企業,當中大部分是以香港為基地的英資企業。那時,中國剛進入計劃經濟,外資的活動也受政府控制,而政府更經常以債務未清為理由,阻攔外資撤出中國。倘若外資不繼續匯款到中國,在中國的外籍員工就會被檢控,變相是政府挾持人質在境內。例如匯豐銀行曾需匯款一千萬港元到上海分行,而整體數據是未知的。最終,所有外資企業都是被迫放棄在華資產的。單計算英資企業,其放棄的資產已高達二、三十億英鎊之多。香港是當時惟一可匯款到中國的地方,要禁止香港匯款往中國等同完全的貿易封鎖,違反當時英國的初衷,也就是希望以對華貿易影響中國的政策,令中國不會完全依賴蘇聯。
另一個少人提及的是東亞地區的因素。東南亞局勢不穩定,糧食短缺,當時作為東南亞白米主要出產國的緬甸和泰國已經獨立,並與中國友好。如果英國與中國反目,中國便會向這些地方施壓。英國當時正應付馬來西亞共產黨,而來自馬來西亞的匯款是中國最大的海外匯款,因此禁運便可能變相增加了對馬來西亞共產黨的支持。
另一個原因是香港的生存問題。當香港對中國沒有價值,中國便可能立即派兵。而香港內部安全問題也是另一考慮,一旦中國停止糧食供應,便容易導致香港內亂,共產黨就有可能乘機起義。英國政府曾想將香港從中國入口的糧食比例限制在三成,但無奈現實上並不可能,入口比例必須穩定在五成左右。
1954至57年,香港與中國背後的商業合作開始穩定。有兩段文字非常重要,我覺得需要分享 (powerpoint slide 23)。這種合作模式是如何產生?英鎊為什麼如此重要?這兩個也是疑問。Catherine Schenk 和Goodstadt的講法是,由於香港使用英鎊,令中國也一併選擇使用英鎊。當中的疑問是,中國當時除使用英磅外,最常使用的是瑞士法郎。瑞士法郎是安全的貨幣,而美金則不能使用,因為容易被美國追蹤資金來源。瑞士法郎是當時中國第二外幣儲備,特別是在香港的自由兌換市場,很容易換到其他貨幣。
使用英鎊的原因和及後的國際發展有關。1953年韓戰結束後,中國想打破國際貿易封鎖,最重要的策略是逐個擊破。由於當時歐洲經濟開始復甦,並非每個國家都想與美國同一陣營,它們需要拓展海外貿易。周恩來決定由英國開始,首個原因便是香港,英國或會願意為保留香港而作出讓步。另一方面也因為英國是美國的頭號跟班。所以由1953至58年,中英貿易由9.7億美金升至20億美金,其中一部分是禁止出口的產品,透過第三方國家例如東歐或香港出口。 當時有幾個重要貿易夥伴,例如日本、錫蘭(今稱斯里蘭卡)和馬來亞都是以英磅為交易貨幣。中國向錫蘭、馬來亞購買橡膠供應給東歐和蘇聯,而英鎊則是由東南亞貿易和僑匯得來。匯豐為中國提供了英鎊,從中幫手洗了黑錢。而且香港有自由外匯市場,匯豐把不少香港賺到的美元兌換成英鎊供應內地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以香港作為基地,1957年後,中國已將香港列入經濟考慮的一部分。中港的金融關係在韓戰結束前並不穩定。韓戰結束後,國內局勢比較穩定,例如大躍進時會增加與香港的貿易,以補給需要的器材和原料。大躍進失敗後的三年饑荒期間,中國對香港的糧食出口不跌反升,因為貿易所賺的錢在其他國家反而可購買更多糧食,最主要的糧食入口國是澳洲和加拿大。出售東江水也是同樣的想法。
另一邊廂,中資銀行的任務就是每年持續處理國外匯返中國的僑滙。銀行只有三成儲備留在香港,大部份都留在倫敦或者國內,中資銀行也比較保守。中國在金融設施和應付對外貿易上非常明顯地倚賴香港。有過往研究指,英國政府是因為怕中國收回香港而沒有禁止這些資金活動,這是很簡單的想法,沒有考慮香港內部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問題。 例如雙十暴動時,周恩來曾警告英國政府,指中國有權保護香港的華人,更可能會採取某些措施,像後來的六七暴動一樣。當時的總督葛量洪非常擔心難民問題,不斷由中國移入的難民令香港無法解決問題,因此採取一般發展主義的策略,也就是維持香港的經濟發展。當時香港開始工業化,同時要面對日本和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香港要維持比較優勢,就是要壓低工資。壓低從中國入口的糧食價格就能減低工資支出。根據一個中大在1977年發表的研究,若非從中國入口的糧食,香港的出口便會減少一至三成。而經濟不景就是英國政府估算香港內部安全的主要原因,因為某些英國文件顯示經濟不景是引起騷亂的主因。結果是,英鎊在1967年貶值了14.3%。港英政府決定跟隨把港元匯率貶值,一些華商非常反對,因為如果人民幣兌港元匯率不變,糧食入口價格會上升,果然幾日後中銀行宣佈港幣兌人民幣匯率不變。最後港英政府需要將港幣增值10%,以彌補兌英鎊的差價,可以反映當時香港金融政策與中國糧食入口和內部安全問題有很密切的關係。
這是當時總督柏立基的一份memo(slide 34),基本上可見糧食都是靠中國入口,當時香港的自給自足率很低,蔬菜的比例是最高,因為一定要新鮮,只能從鄰近地方入口。當時蔬菜統營處大力提高蔬菜生產量,但現實上只能顧及幾種,例如是蔬菜和肉類。

美國重要但被遺忘的角色

以上的研究沒有考慮美國的角色。主流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能力,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第二種是美國並不知情。然而這兩個說法都是沒可能的。195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中情局)已開始收集中國的經濟數據,很多中資機構都被滲透;1957年,中情局的報告指”Hong Kong was a useful source of foreign exchange [of China], derived mainly from agricultral produce” ,顯示美國是知情的。而且當時匯豐也受到美國的嚴密監控,1967年的匯豐文件亦顯示出美國有能力做出某些動作。匯豐收購恆生,一部分是用來「食死貓」,應付違規的美金交易。
韓戰結束後,美國總統尼克遜到港與英資機構談話:(Slide 39)“an early resumption of trad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 desirable, but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 would not accept this a better atmosphere over Korea… he favoured the expansion of trade as a mean of promoting peace”,證明美國同意應該以貿易策略作為外交手段影響中國。而且美國其他盟友如法國,都想與中國進行貿易,所以全面的封鎖政策已經不能推行下去。
而香港的防衛問題也成為美國拉攏英國的重要手段。美國開始在香港進行情報搜集的工作,其中包括在東南亞洗黑錢支持中情局進行秘密工作,這可能是美國不想破壞香港的一些因素。
另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是六十年代中蘇交惡時,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焦點。正如先前提及蘇聯不滿中國不收回香港,中蘇交惡時期蘇聯想要強迫中國收回香港,據美方的估蘇聯希望因此中國和西方的關係變差,使中國再次被孤立,。
當時美國考慮的是要聯中抗蘇,還是聯蘇抗中。後來支持聯中抗蘇佔了上風,國會內也有意見希望恢復與中國的貿易。六十年代開始,港美貿易漸漸上升。越戰期間,香港更是第七艦隊較重要的休閒基地。這些都是影響美方決策的因素。

1968至1978:改革開放前的十年

當時英鎊開始貶值,人民幣卻開始國際化。中國與美國關係改善後亦多用了美金。1972年後,Bretton Wood System開始崩潰。設立浮動匯率後,中國銀行不斷更改人民幣與港幣的匯率防止外匯損失,而香港則仍然是重要的離岸金融中心。當時的財政司與中銀保持良好的關係,但實質上是財政司投降,向中共匯報香港的金融情況,因為香港開始面臨回歸的問題,而中資當時已在香港慢慢擴展規模。1968年尼克遜上台後,美國也開始取消對華貿易限制,也為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立下基礎。

結論

金融實際上是一種武器,是國家層面的一種武器。中港的金融連結是歷史產物,也是經濟產物和政治產物,政治經濟本體上是一樣的,不能分開審視。保住香港的金融地位是否救港的出路?綜觀以上幾十年的發展,這並不是人力可控制的範圍,而是機緣巧合下出現的情況。是lack of means還是loss of will,抑或二者同是,我們都要毋忘曾澍基教授所說的兩點:本土優勢觀和資源流動觀。現在的主流論述是加入中港融合,因為只要賺到錢就可以。但過往香港有一個較完整的經濟規劃,因為要穩定香港的地位,維持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距離。但2003年後慢慢沒有了這種事,慢慢變成全面資源流動觀。最近有報章調查97年與現今香港的龍頭企業分別,還有香港恆生指數成分股裏有25隻中資股。現今香港的金融地位是否能靠人力去維持?這是值得懷疑的。

參加者評論

講座展示了好多有趣的故事。一直都相信一種關於香港的發展論述,由農村到出口,工業後就到金融業發展,是逐步推進的。
有另外一種迷思是,七十年代香港發展輕工業,但相比台灣和韓國,香港的工業發展得不到政府在金融上的支持。聽完Gary的講解,開始有種想法覺得當時最大的銀行匯豐,因為有更重要的任務——與中國洗黑錢,所以放棄了支持本地工業。
另外也發掘了更多問題。選取的年份,如1949年新中國成立是非常合理,但為何會選擇1967年作為完結的時間呢?這一點好像沒有詳細解釋。由1969至67年,中國與香港互相需要的關係,好像理所當然,但又是不是真的呢?在中國共產黨出現前,香港已是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特別是南北對奕時。到底中國與香港之間的聯繫是一直都有,還是一種新的關係?
第三個問題是到底香港更需要大陸,還是大陸更需要香港?縱觀之前數十年,好像大陸需要香港更多,香港需要中國的似乎只是糧食問題。
第四個問題是以上的研究都是從貿易的角度去看,但地緣政治經濟其中一個較重要的部分是資本的轉變形態,例如由金融資本轉變為地產資本或生產資本。其實不難理解,現時香港樓價高企,就是因為金融資本轉變為地產資本,這對思考香港切身的問題很重要。例如柏立基的信件就提及生產資本方面的問題,資本的轉換是需要探討更多。
另外想回應的是關於人力能否改變現時問題,其實視乎政策上能否令資金留在香港發展其他產業,以免一直只是金融中心的地位而沒有其他發展。

回應

為何選擇67年完結有不同原因,例如67年後開始不是以英磅為主要交易貨幣,這是貨幣上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局勢上的原因,67至78年國際關係並沒有變得更緊張,這個時候美國正轉變政策,而中國亦開始進入轉型期。而且因為所有原因都種在67年以前,因此我選擇以67年為終結。
新中國成立後,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沒有太大改變,只是香港成為中國唯一的對外中心,中國以前有上海這更大的金融中心。香港和中國的關係也牽涉香港安全和工業化的問題,所以與之前的時期有不同。
第三個問題問的是否隨機發生,還是有計劃地產生、發生,這是非常難回答的。我認為是大家互相盤算後慢慢演變出來的、互動後所得的結果。也有些無法估計事,例如是韓戰。也有一些政策是之前一直也有的,例如是香港要盡量保持中立。
至於中國更需要香港,還是香港更需要中國,這是一個很難答的問題,因為關乎到當事人的角度,例如英國一直都很顧忌內部安全問題。在五十年代,當工業化看似是香港唯一的出路時,控制入口原料和生產價格便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很視乎那個年代、那個位置的人怎樣想。
紀錄:鄧嘉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