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工會運動的性別與種族共融 】講座內容及討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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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0年代香港輸入菲律賓移民家務工以來,本地華人中產家庭對家務工的需求有增無減,並於90年代開始從印尼輸入家務工,來自南亞及東南亞的不同種族家務工也相繼來港工作。隨著在港移民家務工人數逐漸增加至現時約30萬人,她們受虐或忍受惡劣待遇的案例也陸續曝光。為保障及爭取自己的權益,移民家務工成立了她們的工會和組織。然而基於各自不同的關注點,本地工會運動與移民工的工會組織一直保持距離,至近年來雙方才開展了更多合作。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碧樺依博士,最近就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Hong Kong Federation of Asian Domestic Workers Unions, FADWU)與職工盟的合作與聯繫進行研究,探討本地人工會與移民工工會組織的合作如何使香港工運的性別和種族更為多元。社會發展中心邀得碧樺依博士主講是次講座,探討不同種族移民工成立其工會的過程,以及這些工會如何與本地工會建立關係,揭示促成本地人—移民工工會合作和性別多元化的重要因素。

以下是碧博士的講稿和討論整理:

每年五月一日,職工盟主辦的勞動節遊行總有外籍家務工的參與,香港大大小小的社運亦不乏她們的身影。甚至在要求制訂種族歧視條例的活動上,外傭的參與和關注度比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的少數族裔還要高。香港的種族共融政策固然影響不同族裔文化的人如何融入本地社會,然而外籍家務工卻不被介定為香港公民,因此難以影響政策的制訂,也不獲政策的保障。

儘管如此,這些外籍家務工仍活躍參與不同規模的社會運動。她們是如何認識香港的社運?如何建立身份去認同和參與本地的社會運動?是甚麼令她們被香港社會高度排拒的同時,仍然熱心參與香港的基層運動?

在外籍家務工的層面上,文化、宗教、種族、性別的因素都會影響她們參與社會和政治運動的方式。部分人受其族裔文化影響,不能有過於突出的參與。以香港少數族裔運動來說,在媒體上發聲的通常都是男人。即使有女性受訪者,她們所討論的多是女性議題,又或是拍攝期間必須背向鏡頭不露面。宗教背景令她們難以站出來說出自己的想法,或是以家人意見和喜好為先。

工會組織內的種族與性別共融

這個議題牽涉三個層面:

首先是FADWU的個別成員工會。

第二是FADWU這個聯盟組織,其成員工會包括來自泰國、尼泊爾和菲律賓家務工的工會,以及本地家務助理工會。FADWU與職工盟的關係非常密切,今天的講座主要討論FADWU如何讓不同種族的成員一起參與,從而達致共融。一直以來,外勞被認為與本地基層工人「爭飯碗」,本地工人和移民工亦少有交集。FADWU現時的目標正是讓雙方互相幫助和支持,互惠互利。

第三是FADWU與職工盟的關係。組成FADWU的各家務工工會均是職工盟的成員工會[1],然而職工盟屬下亦有其他行業的工會,這些工會如何看待FADWU的運動?職工盟內是否有開放的環境支持其他族裔和女性參與工運?

移民家務工的跨國遷移與工會運動

於70年代,香港的外傭以菲律賓籍為主。不過有部分中產家庭沒有足夠英語溝通能力,故欲聘請會說中文的家務工,香港遂從80年代起輸入印尼籍家務工。現時香港的外傭人數已逾30萬,主要來自菲律賓和印尼。

80年代的外傭團體和組織多由菲律賓籍家務工組成,菲律賓人聯合會香港分會(The United Filipinos in Hong Kong,UNIFIL)亦於1965年成立,是為菲籍家務工組織的聯盟。其後,印尼、泰國和尼泊爾家務工相繼成立了各種組織和工會。

2010年,不同種族的家務工工會成立了FADWU,FADWU自此亦開展了與職工盟的緊密聯繫。

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討論外傭工會以前,讓我們先了解本地少數族裔團體的情況。縱使在港少數族裔團體數目眾多,但它們一般規模較小,而且不太活躍。部分團體認為政府已設立了不同的政策與服務幫助他們,故不需要耗費心力爭取權力,這種想法在本地的少數族裔之間非常普遍。另一邊廂,規模較大、歷史較久的少數族裔團體則爭取與政府有更多合作,例如進入體制內的諮詢小組及法定組織。

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社會上有更多人開始關注少數族裔,政府亦開展了種族歧視條例等相關政策措施的討論。香港主要有兩項關於種族關係的政策——種族關係政策和融合政策,分別處理種族平等及少數族裔參與政策和社會領域的範疇,但政府草草提出後再無宣傳,令這兩項政策幾乎無人知曉。

多元文化主義強調在政策層面上賦予不同族裔同等權利參與社會。然而香港的種族政策排除了外籍家務工,政府只提供翻譯及勞工服務等,卻無意協助她們融入香港社會,也沒有相應政策鼓勵她們參與本地社會事務。政府甚至曾直白地表示種族關係政策只適用於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的尼泊爾、印度及巴基斯坦裔人士。即使2000年政府曾成立商議少數族裔政策的委員會,卻也從未打算邀請外傭參與。政府缺乏多元文化視覺,我們又應如何看待她們與香港的關係?

日常多元文化主義(Everyday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義過份著重政府的角色和政策,常被指漠視不同族裔權力不均,更未有考慮人與人之間的細微互動和關係可怎樣改變個體對種族的思考。因此我認為以日常多元文化主義的框架分析和討論會較為適合。以後者打破前者忽略的權力結構,才能使社會更為融和。這一點在FADWU裡顯然易見。

日常多元文化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若非有特定機會和空間,外籍家務工與僱主以外的本地人鮮少有傾談和認識的可能。早於70年代香港便有外傭團體成立[2],然而這些團體目標單一,只關注勞工福利或外傭議題,與本地議題近乎沒有任何互動或關係。直至近年有本地的工會幹事逐漸意識到外傭同樣是香港工人,同樣受著政策的影響卻無渠道與政府溝通,才開始接觸她們的團體,並希望為她們成立工會,而不單是一直以來的團體或組織,因為團體或許有許多關注點,但不一定都有工會意識。

FADWU的成立,造就了一個讓成員互動的環境。我曾訪問FADWU的本地家務助理會員,了解她們加入FADWU、和外籍家務工一起搞行動的原因。原來很多本地家務工本認為外傭「爭飯碗」,因此不願意與她們合作或有更多接觸。但組成FADWU後,工會便成為撮合本地和外籍家務工的中間人,並透過日常傾談、日營、共膳、煮食班等活動促進她們的溝通。本地家務工的想法開始轉變,覺得大家都是女人,外籍家務工放棄家庭飄洋過海來香港,也是很可憐的。女性的身份把她們連結起來,性別與家庭崗位遂取代了工人身份,成為不同種族家務工之間的共同身份。

尼泊爾家務工Chunni表示她的中、英文水平不佳,一直害怕與本地和其他族裔家務工溝通。不過在工會活動上,當她嘗試慢慢地說話表達時,其他家務工也能明白及接受。儘管大家關注的議題不同,然而這個經驗和關係卻讓不同種族的家務工連結起來,互相支持。

有本地家務工則指以前對外傭議題毫無認識,也覺得這些議題和本地工人無關,不過既然大家是姊妹,就應給予支援和共同參與。再者,外傭因工時等限制,往往無法親自與政府代表見面溝通,只好靠職工盟的同事及本地家務工向政府代表表達訴求。本地和外籍家務工合作成立了FADWU,而FADWU更讓外籍家務工團體的力量得以壯大,並獲本地家務工的支援。同時,儘管外籍家務工不獲最低工資保障,卻仍然與本地家務助理一起爭取。本地與外籍家務工多了共同議題,實踐「連結日常差異」(bridging everyday otherness)的可能。

有指種族共融先要建構共同身份,例如少數族裔應有香港人的身份,不過家務工的例子卻正正顯示了身份的差異讓大家連結起來。若本地與外籍家務工有著同等身份,便有可能把對方視作「爭飯碗」的競爭對手。她們的團結某程度源於差異(otherness),支持對方的運動對自己亦無害。這一點和香港人常說的共同(sameness)不一樣。

另外,工會職員的角色也很重要,因為他們擔當了政府應帶頭履行卻又逃避了的責任,也就是連結不同種族和團體的會員[3]。在FADWU裡,職工盟的職員便擔起了這個連結的角色。

以上是FADWU內的情況,那FADWU和職工盟的關係如何?職工盟屬下工會眾多,並非所有成員都和外籍家務工工團體沾得上邊,職工盟能否實踐工會民主,讓不同身份和團體的會員有充分的認知和機會參與討論?職工盟讓FADWU執委旁聽職工盟的執委會會議,這位FADWU執委可參與會上討論和決策的制訂。由於外籍家務工操不同語言,會議文件需先經翻譯;政策文件翻譯時要選擇簡單用字,讓她們更易理解內容。執委會會議時間亦應遷就外籍家務工的假期和閒餘時間。要達致真正的種族融和,這些方便外籍家務工參與會議的措施是不可或缺的。

誠然,以上安排運作時並非完美。會上的文化互動不多,而工作條件和語言能力也限制了外籍家務工的參與程度。加上職工盟屬下工會有不少成員是外傭僱主,對外傭運動的態度頂多是不反對。個別工會也反映了種族對性別參與的影響,如尼泊爾家務工工會的成員全是女性,但她們與本地以男性主導的尼泊爾工會關係緊密,工會遇上疑難也會向他們求助,導致雙方開會時往往有男性代表主導發言和帶領討論的傾向。由於尼泊爾文化及政治多由男性作主,尼泊爾女性家務工可能有意無意地把發言權和領導權讓了給她們的男性同胞。

[1] FADWU由本地及其他在港的亞洲籍家務工工會組成。這些家務工工會同時是職工盟的成員工會,並於2010年於職工盟工會體制外成立FADWU。

[2] 這些團體多是在教會協助下組成的,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機構,如聖約翰座堂內就有幾個團體駐紮。

[3] 有些非政府組織成立了少數族裔服務的範疇,但一般只舉辦不同慶祝活動。

討論(節錄)

FADWU成員工會,泰國移工工會主席阿釘(Phobsuk Gasing):FADWU有人旁聽職工盟執委會,但其實有不少執行上的問題。例如是我們工時的限制,我也是剛工作過後跑來出席這個講座的,參加職工盟的會議是有點困難。第二個問題是文件以中文寫成,我們看不懂,有時候倉促獲邀出席執委會,文件未有時間翻譯。希望職工盟主席和執委體諒,謝謝。

問:八成家務工都是女性,為何有如此巨大的性別差異?是否歧視的一種?

碧樺依博士:即使是本地勞工,家務工也是以女性為主。儘管男性也可以成為家務工,但其參與整體來說較少,這是社會性別角色的問題。

問:南亞裔家務工工會如何進入本地工運的圈子?外籍建築工人也面對相似情況,但為何被本地工運排拒?

碧樺依博士:FADWU是亞洲首個建立聯盟(umbrella organization)的例子,其他組織都有各自的阻礙。有些本地家務助理本以為外傭是競爭對手,但最後發現競爭並不存在,因為兩者工種不同。有工會同事或成員會向外籍家務工促進她們和本地家務助理的互動,並向她們解釋兩者之間的分別,例如外籍家務工必須與僱主同住,家務助理則不論全職或兼職都不會住在僱主家中,因此兩者僱主對象不同。不過建築工人不論本地或外籍,工種和僱主其實一樣,變相競爭關係更強烈。

問(續):這是否和政府有關?新加坡也輸入了很多外籍家務工,不知道當地有沒有成立工會的經驗?

碧樺依博士:新加坡有由政府成立的工會,但政府不會讓外勞有能力成立工會與政府抗衡。但香港的法例容許成立工會,某程度上這就是和政府有關的原因。

問:外傭僱主有自己的組織,你會否研究兩個組織的互動?從僱主看來,是工人揀僱主,而非僱主揀工人。僱主和家務工對對方有何看法?

碧樺依博士:這次的研究沒有涉及這個範疇。為何會有這種僱主和僱員的對立?新聞有時候會提及某些外傭霸道,可以「炒」僱主,但請認清真正情況,究竟中介公司居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為何不但做不到配對,反而造成打壓?僱主找不到合適僱員,是否中介有限制?對僱員來說,中介做過不少刻薄行為,又收了高昂中介費,僱員也被綑住。在家務工與僱主的僱傭關係裡其實有兩者以外的持分者,除了是中介的角色以外,政府有沒有做到把關監察的角色也是一個問題。

問:建制團體有沒有為外籍家務工提供支援,或向政府遊說?若有的話,遊說方向有甚麼分別?

碧樺依博士:我不清楚遊說工作實質內容。以泛民團體為研究對方是因為民主的概念,要先有民主的方向才能做到制度上的共融。若無民主意識,那就是提供服務和協助,而非共融。有許多社會服務機構幫助外傭,但不過是服務提供者和使用者的關係。我們的理念是共融,是工會層面上的共融,這方面泛民團體有較多經驗。

聽眾補充:在外傭政策上,職工盟和工聯會有好大分別,前者以職員或工會領袖主導,但也不一定是由會員投票選出的。工聯會的外傭政策可以兩個例子說明。2003至2004年間政府提議加外傭稅以支持本地僱員再培訓計劃,這顯然是政府特定挑撥本地與外地傭工對立,工聯會非常支持,也承包了許多再培訓班,是其中的得益者。雖然職工盟也有承包再培訓課程,但團體立場上反對外傭稅。討論外傭居港權申請權時,工聯會動員反對,但正進行選舉工程的職工盟則表示支持。

職工盟組織幹事鄧建華:泛民陣營有不同團體,不應如此概括。民主黨也不是建制派,但政黨也有出聲明反對外傭享有居港權申請權,因此不能說泛民完全支持外傭的運動。當然職工盟在政治光譜上算是泛民陣營的,但香港泛民團體鮮少有做外傭工作,除了職工盟和社民連外,其他都頂多是立場上支持。建制的團體則不見得有何作為,除了是以外傭作政治議題外。

關心外籍家務工群體的聽眾T補充:當時有關外傭居港權的爭議,其實是在港住滿了7年的外傭是否有資格申請居港權,重點在於申請。不過香港一直都不關心是否要讓一位來了香港工作多年的人取得居權權,由菲律賓姐妹來港打工到現在都未有討論。另一個關鍵問題是,到底有多少來港打工的家務工很想有居港權?這個研究是否有人做過?當時有新聞訪問外傭是否想定居香港,有許多受訪的外傭表示想回家鄉與家人同住,不想住在香港。就如阿釘所說,工會之間的歧視不強,但是外部的社會輿論會令她們分化。種族問題貫徹始終,綜援申請資格由居港7年減至1年,有多少人問過新移民是否人人需要綜援?都是政黨製造的輿論吧,這種本地人對外地人的討論結構其實差不多。

問:為甚麼外傭以菲律賓和印尼籍最多,而不會聘用內地或本地的家務工?

泰國移工工會主席阿釘:因為我們工資低,FADWU的本地家務助理時薪70至100元,她們有自己的家庭,不會住僱主家中。為何沒有內地家務工,你應該問香港政府,是香港政府不開放從內地輸入家務工。

問:你的研究結果是性別比工人身份更重要,有沒有仔細比較菲傭和印傭之間的分別?我印象中,菲傭早期組織得較好可能與菲律賓社會背景有關,例如是本國工會運動相對較強、天主教在菲籍家務工的生活有重要的角色,不知道國家文化和工會傳統是否有關?

碧樺依博士:兩者之間是有分別的,菲律賓家務工工會比較有力量,宗教是其中一個因素,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協助成立了許多外傭團體。印尼人多伊斯蘭教徒,但香港伊斯蘭教對本地政治和社會非常被動,也甚少支持本地伊斯蘭教少數族裔爭取權益,這可能和香港伊斯蘭群體大多親建制有關,要抗衡政府或支持印傭與政府抗衡會比較困難。然而在港伊斯蘭群體近年更有意識和壓力,不少印傭會到清真寺祈禱禮拜或聚集,增加了他們對外傭處境的認識,但其敏感度仍然比天主教和基督教低。尼泊爾家務工工會的意識仍然薄弱,一來是在港人數少,其次是本國對女性參政也有一定限制。印度家務工則未有工會,處境亦更為孤立,許多在港工作的印度家務工不諳中英文,甫到埗香港便被送到工作的印裔家庭,印度家務工受虐的案件也是最多的。

問:所以是文化因素影響身份,而不只是性別?

關心外籍家務工群體的聽眾T補充:五一和七一遊行都有好多參與的外籍家務工明顯是回教徒。

碧樺依博士:印傭的參與度其實也很高,但不是清真寺團結了她們。她們知道其他外傭團體如何運作,也有來自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的支持和協助。

香港家務工進步工會(Progressive Labour Union of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主席Sheila:其實香港很需要移民家務工,否則也不會有我們30萬人在這裡。政府容許我們來這裡工作,我們的人數取決定僱主的需要。有一點我想強調的是,職工盟是唯一一個接受移民工的工會聯盟,所以我們參與職工盟。我想問的是,我們要如何站在一起,你們會怎樣支持移民家務工的議題,就如我們支持你們一樣?我們相信團結是取得勝利、解決移民與本地人對立的問題的最大力量。或許我們應討論要如何站在一起,如何互相支持?工會應該要一起奮鬥,而不是互相對立,我們應團結起來支持對方。

問:本國政府對海外工會活動有甚麼看法?有沒有支持或其實不方便參與?

碧樺依博士:參與和支持程度參差,因為外勞協議是兩國政府一齊設定的,所以像中介費等問題是本國也容許的,例如本國中介也收佣金,所以外傭工作是交兩地的中介費。外傭組織要不停會見領事,探索在本國行動的可能,而非單靠香港政府,也希望在本國的工會可以幫忙。按地區劃分,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多工會運動的互動交流,但要看當地移民工的特質,如香港移民工以女性為主,台灣多男性移民工但同時也有許多移民妻子。若把日本和韓國劃進東亞地區,則算是較多男性移民工。東南亞來說,新加坡也有不少女性移民家務工,香港的外籍家務工議題便會有一點聯繫。

關心外籍家務工群體的聽眾C:回應Sheila,我認為有很多事可以做的。全港有很多家庭聘請外籍家務工,身邊一定有人是僱主,我自己也會聽到茶餘飯後有關你們的討論。如果自己看了不同的資訊後發現有部分是沒有根據的,可以向身邊的親戚朋友澄清,聽見有關你們的不實輿論時也可以反駁。如果每人願意這樣說上幾句,也是一種幫助。

社會發展中心職員F:同意C,之後的五一勞動節遊行有很多外傭團體參與。剛才Sheila提到會支持本地重要勞工議題,但在生活上遇到對外傭的剝削和歧視時也要為她們發聲,其實也是維護我們自己的權益。有朋友的媽媽在通訊群組傳訊息指有外傭用電熱爐熨嬰兒的腳,我很好奇為甚麼這些故事會被放到這麼大。我曾聽說外傭被虐待、被性騷擾,卻又沒有人會講。早前看過一條短片,一位媽媽經常責罵外傭,小孩看見了就在學校責罵同學,學校約見家長面談時,那位媽媽才醒覺自己如何對待別人,就會在下一代身上反映出來。所以我們每天都要做我們應做的事。

碧樺依博士:在工會層面,外傭團體之間有好強的連繫,互相支持。但為何無法突破工種的界限,不一定要是建築工人才可支持建築工人。當然對這個突破,大家是比較悲觀的。可否在工會層面多一點突破呢?職工盟暫時仍未做到這一步。

泰國移工工會主席阿釘:我想講自己的故事。我在香港27年了,現在這個僱主是第4個,現在是我服務這位僱主的第7年。我為第1個僱主照顧小孩兩年,第2個家庭則要服侍伯伯為他洗澡,兩年後就換了第3個,在那裡做了10年直至照顧的婆婆過世。僱主很好,也支持我參與工會事務。很少香港人知道自己的家務工是工會成員,我坦白跟他講我的工作,他也很支持我。那時我照顧他母親,婆婆夜晚會大哭。僱主說我工作辛苦了。有次他請朋友來吃飯,他開了YouTube那些有關外傭的短片給朋友看,他的朋友也會著我介紹家務工,但泰國人很少來港工作,希望香港僱主體諒。我和僱主可以互相坦白和分享,我會告訴他我要出席會議,他會讓我去。

碧樺依博士:我們有問過其他外傭工會的組織者,她們與僱主多溝通後,僱主明白了工會的工作便會更支持她們,即使不和她們一起去遊行也不會反對她們出席。